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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哥伦比亚大学和北京大学的研究团队对中国迄今为止最大规模LGBTQ+调查旧数据开展了新分析，该研究为“娘娘腔”和“男人婆”等群体所遭受的歧视和暴力提供了宝贵的统计证据，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语境下的性别规训。基于该研究的发现，我们推断“不够阳刚”的男生可能在学校中面临更高的遭受性骚扰和肢体暴力的风险，而“不够阴柔”的女生在家庭中可能面临更显著的针对外貌举止的微观侵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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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里的性别气质潮流一直随着历史发展而动态演化着，有屈原的香草、东晋的风姿、士人的文雅、曾经的铁姑娘以及被视为“资产阶级情调”的女性柔美。然而，人们对于“娘”的痛恨似乎从未缺席过，从两千年前荀子痛批那些“美丽姚冶，奇衣妇饰，血气态度拟于女子”的男性，认为他们的君、父、兄甚至路人都以他们为耻，到最近，在我们批判《逐玉》如何诋毁了女性体力劳动者的时候，一部分人的眼光却死死地焦点在“不够阳刚”的男性，讨伐阳刚之气的叛徒变成了他们的重中之重。

我们似乎始终被这种对“阴柔女性”和“阳刚男性”的期待所笼罩和掌控，这种社会期待能够恒久而绵密地向每一个人发出难以抵抗的命令，这种命令已经渗透进了我们社会中几乎所有结构和制度的每一个毛细血管，甚至早已被我们每个个体内化为了自身观念和潜意识的一部分。

在这样的文化社会背景下，可想而知，如果一个人散发着未被这套刻板规则所驯化的性别气质，无论是与生俱来或是主动选择，ta可能会遭受零散的打击，更可能遇到结构性的镇压。

一则旧新闻截图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一直缺乏中国本土的大规模实证证据。近期，哥伦比亚大学与北京大学研究团队在顶尖期刊《Social Science & Medicine》上发表了一项新研究，该研究基于涵盖中国17100名LGBTQ+成年人的全国性调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中国性少数群体生存状况调查”）数据，探索性地分析了在家庭、学校、职场等社会场景中，性别气质不驯（即个体的性别气质不符合“阴柔女、阳刚男”的社会期待，例如被认为“娘”或“男人婆”）和受害经历（包括歧视、暴力、使用社会服务时遇到困难等）之间的相关性。该研究引入了“性别气质”这一中文概念，并认为中文语境下的“气质”更强调一种整体性的、客观角度的性别呈现，而非像英文gender expression那样暗示个体的“有意而为”。这个中文概念更贴合性别气质和受害经历相关联的机制，因为在许多情况下，一个人并非主动选择“像个娘儿们/爷们儿似的”，而是被他人感知为“像”，而这种被感知的印象本身，就足以触发社会的压迫性惩罚。在该研究中，性别气质不驯是基于身份证上登记的性别标记而言的，即研究者假设身份证上的性别可以大致指示出社会环境对这个人的性别气质的期待。

预告论文的标题截图（forthcoming）

在控制了大量经济、社会和个体心理层面的混杂因素后，该研究发现在家庭、学校和职场中，性别气质不驯的程度与受害风险呈显著正相关；此外，性别气质不驯和使用公共厕所和浴室的困难也呈显著正相关。

家庭可能是性别规训最密集的园区，家庭中与性别气质不驯相关联的侵害似乎更倾向于以不太激烈的形式呈现，性别规训往往通过日常的、反复的、看似“为你好”的言语纠正而实现（35.95%）。这种形式的规训更加隐秘、细微，也更加难以抗拒，因为它往往裹挟着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伦理体系（尤其是孝道）赋予父母的教养资格、以及赋予子女的被管教的道德义务。学校中最常见的侵害形式是言语攻击（24.51%），包括嘲讽、讥笑、辱骂等。由于不同场景中的测量内容不一致，数据无法支持该研究进行跨情景的统计学比较，但研究者认为未来研究应该继续探索，检验在运行着不同逻辑的机构化权力结构之间、在情感距离不同的人际关系之间，性别气质不驯所关联的侵害在呈现形式或类型构成上的差异。

该研究另一项贡献在于，其检验了性别气质不驯与受害之间的关联强度是否会因人群特征而显著不同。结果显示，相较于顺性别，性别气质不驯对使用公共厕所和浴室困难的效应在跨性别和多元性别群体中更强；但是家庭和学校中，性别气质不驯和受害的关联在跨性别和多元性别群体中更弱。相似地，研究还发现虽然出柜本身与更高的受害风险相关，但是，相较于出柜程度更低的人群，在出柜程度更高的人群中，性别气质不驯对受害风险的效应更弱。研究者猜想这可能意味着跨性别和性别多元身份以及出柜反应了一定的安全环境和更少的侵害，它也可能反应了跨性别身份和出柜也许会缓解或者转移针对性别气质不驯的侵害。例如，在一个强制假设顺性别异性恋的环境中，也许人们会更肆无忌惮地实践对“娘”的压迫，但是在一个已知有gay在场的情境中、或是有人穿着打扮极其明显地不符合社会期待的情况下，这种攻击行为也许会被抑制，或者这个人的“娘”会被合理化。

在家庭中，阴柔气质不驯（女生很“爷们”）对“直接针对性别气质”的微观侵害的效应更强；在学校和职场中，阳刚气质不驯（男生很“娘”）对性骚扰风险的效应更强。也就是说，一个身份证为男的学生或职工，ta每多“娘”一个单位带来的性骚扰风险的增幅是要显著大于身份证为女的学生或职工的。因而，身份证为男（被期待表现得阳刚）的人群，如果其性别气质高度不驯，他们可能面临非常高的遭受性暴力的风险。这一现象似乎被我们长期忽视，亟需研究与实务工作进一步的关注和评估。

这个发现也挑战了传统研究认为男性是性别规训的主要受害者的观点。该研究认为以往研究的视角可能并不完整，虽然很“娘”的男生的确更容易经历激烈的暴力，但不够阴柔的女生可能在家庭环境中经受更突出的关于外貌、衣着、打扮和言行举止的微观规训。

相较于农村户籍，性别气质不驯和在家庭中的受害经历之间的关系在城市户籍群体中更强。这似乎与我们“农村更传统、更保守”的直觉相反，研究者认为可能的一种解释是：现代化程度更高的城市家庭可能会更精细地监控和要求孩子的具体行为表现。

2007年“全国道德模范” 刘婷 于2014年完成性别确认手术

由于缺乏非LGBTQ+人群经历的数据，该研究承认已发现的相关模式可能混杂了LGBTQ+身份和性别气质不驯的交叉性，基于现有数据并无法厘清这两者间的交互效应。

该研究使用的分析数据收集于2015年，距今已经十年，这十年间，中国的社会舆论、政策环境与网络文化都发生了巨大变化，研究者呼吁未来有新的大规模的全国调查来帮助更新我们对中国LGBTQ+群体生存状况以及性别气质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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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OG Yang

编辑 | 暮云